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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圆融佑桑梓 文昌殿里数进士

    “千秋仰止,佛城圣主摄九界;万派朝宗,叠阁神殿开远势。”中国古代信奉“佛、儒、道”三大教,如来佛祖是佛教之圣为禅寺中至尊;孔子是儒教之圣为孔庙中至尊;老子是道教之圣为道观中至尊。三教有着或同、或异的教义理论,梁武帝总结为“三教同源,佛教为上”,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儒、道二教为补充的理论体系。根据这一理论,他在“法华寺”内设有“三圣殿”,如来佛祖座中间,老子、孔子分两边。宋乾德四年(966年),法华寺大规模扩建并易额为“宝林寺”,并根据当时民间崇尚趋向多元的需求,在“三圣殿”的基础上又建殿新增供奉神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新增,居然增出一个天下奇迹和千古不解之谜。那么,宝林寺新增供奉的是何方神圣?竟然有如此法力!他就是新建“文昌殿”中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是中国古代科举学子的守护君,功名、禄位的主宰神。旄下有“天聋、地哑”(意为不泄露试题)两侍从,和左手持斗、右手操笔的“魁星”(其左手之斗为“魁”字中的“斗”字;右手之笔点中谁,谁就能金榜题名,故谓“魁星点斗”)。在唐代之前的寺庙中并无“文昌帝君”和“魁星”的身像,随着唐初实行“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平民子弟可以凭学识才能参加科考,博取功名而入仕为官,从而改变一人、一家、一族的命运,由此民间对“文昌帝君”的崇尚开始流行。但是“文昌帝君”不在佛教的菩萨之列,所以原来的禅寺中只有“楞严”启智之阁,没有“文昌帝君”之位。而宝林寺建“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的意义非凡,既传承了梁武帝“三教圆融”的理论,又彰显和提高了“三圣殿”中孔子所主儒学的地位,更是开了古代武进立“文昌帝君”为殿主的先例,最重要的这是对武进在唐代科举中,“吾乡魁选久萧条”进行总结后的一次运势开辟。
  从唐代初实行科举制度起,到唐末的天佑四年(907年)的大唐近300年历史中,朝廷共开270“进士科”,而奇怪的是偌大的晋陵、武进两县(后合并为武进一县)在270科中仅只有出8名进士,更奇怪的是在所出的8名进士中,有7名为萧姓均是梁武帝的后裔,另一位进士施肩吾据说还是萧氏姻亲。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武进数以百计的姓氏家族中数以千计的学子,竟然没有一名能金榜题名入进士行列,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困惑和费解。值得庆幸的是,奇迹在宝林寺供奉“文昌帝君”不到一年就接连出现:宋乾德五年(967年)武进宋维、宋绛兄弟俩同登金榜,一门双进士成邑内佳话,这是第一奇;武进在宋元间出3名状元和4名宰相中的3名,都出于宝林寺周边和滆湖两岸,这是第二奇;祖籍或居地在滆湖两岸和宝林寺周边的吴、张、薛、蒋、庄、钱、赵等宗族先后成为“进士大户”,共出进士总计达600余名,这是第三奇。不仅如此,从宋代开始到清末,武进共出进士1495名(有1546、1547、1495等多说,本文取最小数),天下惊呼武进为全国难有第二例的“名人部落进士县”。这正是:“文昌殿里三炷香,登榜捷报到庭堂。百贤千杰进朝廷,最小也要翰林郎。”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武进从宋代开始进士累科倍出,当然离不开邑内重教兴儒的历史背景和学子们的勤奋苦读。但难以解释的是在宝林寺供奉“文昌帝君”之前,为什么同样耕耘却颗粒无收,一片荒田荒了近300年,为什么同样苦读,所有学子却在270科中全部名落孙山(不包括梁武帝后裔和其姻亲),网网撒在干滩上。而宝林寺建文昌殿后,武进“文昌天下,独占魁首”,仅宋熙宁六年单科出进士就有31名,超过有些县历史上所出进士的总量,武进有好几个“进士专业户”(前三位的有吴姓82名、张姓79名、赵姓73名)每一姓所出进士是有些县全县进士的一倍以上。当然,唐代武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望族数量等方面,都不能与宋代武进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从唐代被压在宝塔底下,到宋代就冲上宝塔尖这样天翻地覆的差别。历史巧合?“文昌”相佑?苦学之报?时值今日我们无须也无法去考探这两个武进在科举历史中曾经存在的为什么,只期望“文昌县里承文昌,魁星像前出魁星”,继续延写“文昌武进”的辉煌历史。